华尔街金融风暴呼唤“子贡”式商道

——词作家、中国经济商务协会秘书长郑玉玺谈经济文化一体化

                                     徐文青

“05年和06年杠杆比率33倍，后来到60倍，美国房地产下跌25%，四万亿美元灰飞烟灭，两美（房利美和房地美——本刊注）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形势，破产早就注定。”对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曾作出过这样的预言。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宋鸿兵先生更多的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对经济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赢和输”的经济商务问题，换个视角，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些什么，一些比这一次风暴教训更深远的启示。

诚信的缺失与文化的断层

“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来的是一种现代经济社会的诚信缺失，以及文化价值观在经济商务活动中的严重断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郑玉玺一语破的。   

说起郑玉玺先生，许多人都不陌生。他是中国经济商务协会秘书长、中国商学院联盟、中国管理哲学网首席专家，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国家653工程国学与和谐企业文化建设项目、清华大学国学商道企业家项目教授、中国和谐指数研究中心教授。从这一系列头衔来看，他已不单是中国经济商务的领军人物角色，更多的似乎还是一个“经济文化”的倡导者。

诚如郑教授所言，按理说，由华尔街玩火烧身的游戏，应当由美国自己买单，然而，从抛出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开始，再到美国财长保尔森一天跑两家电视台，呼吁全球共同行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脸上的“既无奈又无可选择”，最后不得不携手作战，以免“一起下水”。大到国家层面不好叙说，但如果换作一个个体，心里肯定是不舒坦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凭什么？”

郑玉玺认为，当前对经济合作的认识普遍还停留在表面化，或者说是单一化，简单的认为其只是资金的合作，忽略了经济活动中情感的基础性及文化的认知度。“文化不是经济的副产品，相反，它是经济的根源，它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出现、成长，到发展。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文化的大繁荣，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大繁荣。如果硬将他们拆分，即便有短暂的鼎盛，也是埋下了风险种子的发展，暴发危机是必然的。”

对全球居住的一般性划分，人们共知的经典论述是：东方和西方两个板块。对此，郑玉玺觉得并不确切，他从文化的视角将其划分为，一个是陆地，叫内陆文化，伴随着的是内陆经济；一个是海域，叫海洋文化，伴随着的是海洋经济。其中，内陆文化的区域性较强，与外界接触较少，有的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由此产生的内陆经济因受交通限制，商贸交流也比较平稳，发展缓慢。海洋文化则比较开放，大多是移民文化的汇合，海洋经济也因为有通商港口，商贸来往方便，成本也低，相比较内陆经济而言，发展要迅速。

“内陆文化（经济）和海洋文化（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比较感性，是先认人后认事；后者相对理智，是认可事才认可人。”郑玉玺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文化都发挥了自身的巨大作用，也都创造过经济上的辉煌。前者发展速度固然较慢，但毕竟有巨大的潜力，整体形势较为平稳，后者虽然发展迅猛，但因为文化底蕴不够，往往更容易造成经济与文化间的断层。而文化软实力的滑坡是导致经济滑坡的必然。”

还是以华尔街金融风暴为例，自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随着问题恶化，各方的反思也越来越多。在回溯危机根源时，许多分析人士把矛头对准了美国住房市场和金融业的疯狂投机炒作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住房和金融的双重投机酿成了后来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的局面，并造就世界金融稳定难以承受之重。

“这本身就是一次集体诚信缺失的游戏，其背后根源恰恰就是因为文化的断层。”郑玉玺分析说，舆论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总结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二是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不能放松。抛开前者暂且不谈，对后者的总结其实正是对企业内部文化建立提升的呐喊。“文化决定了理念，理念影响行为。”他打了一个浅显的比喻，为什么在应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里，中国的抵抗力要比其他西方国家强，主要是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是“先赚钱再花钱”，为什么西方人手里没钱，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先消费后赚钱”。当然，这种文化差异和观念不同，并不能简单地评论是“好”还是“不好”，但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助力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则是必须的。

经济危机呼唤文化“软实力”建设

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10月8日公布的《2008-2009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竞争力进行排名，中国大陆首次跻身前30位。报告对企业文化给予了充分肯定，报告说，瑞士和北欧国家持续排名靠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创新能力强，有非常成熟的企业文化，而且机构透明度高。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的评估依据由政府公开数据和企业领导人问卷调查两部分组成。其评估指标目前共有12个，分别为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卫生和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和创新能力。

“虽然文化‘软实力’位序目前靠后，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作为评估指标赫列其中，且愈来愈引起重视，作用也愈来愈凸显。”郑玉玺说，回到中国来说，为什么那些“百年老字号”能够经久不衰？其长寿基因正得益于他们继承了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靠品质，靠诚信，靠文化赢得信誉，且始终如一。其实海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也是如此，忠实于客户，才能有公信力。然而，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却导致了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过多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软实力”的配套建设，致使危机意识以及处理危机的能力不够，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居安思危。

“纵观历史，经济是有规律的，到了一定的周期，危机必然会发生，这是我们不能阻止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具备这样的危机意识，要有预见性，谁能提前做好准备，谁就可以更容易渡过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强弱，并非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长期建设形成的，其根基正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上升和厚重文化积淀的体现。”郑玉玺说。

“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风暴中，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努力和成就，彰显了一个具有几千年璀璨文明的大国风范。”郑玉玺分析说，当前国际金融格局正在洗牌，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受影响，但影响有限。中国正在扩大内需，努力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发展，也将为世界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欧美一些国家把救市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中国模式也许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来，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创造的成就举世瞩目，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正在不断的前行。然而，崛起的征途中，国际体系的影响和阻力必不可少，甚至出现了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和文化偏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散发巨大的能量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共识’成为世界争先效仿的发展模式，务实、主动的外交姿态获得认可。中国运用‘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亲民的体现，更是在战略上的英明决策。”郑玉玺告诉本刊记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9亿农民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是根本，当然，农村要发展起来，不能盲目地搞农村城市化，更应该把力量倾注到提升广大农民的“软实力”上，培育新型农民，调动他们参加经济商务的积极性。“这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内需，更重要的是转变一个新观念，即民富国强与国富民强同等重要。”

“子贡”式儒商引领经济文化一体化

采访郑玉玺时，其办公室里一幅字画，墨宝飘香，格外引人注目：仁义礼智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文化缺失，经济就必然要出状况。”郑玉玺说，大到国家层面的国际经济商务，小到个体间的买卖关系，我们应该共同认识的是，财富不仅仅是原始积累，它还应该是公共资源，我们只对其拥有占有额和支配额，切不可忘记它依然是社会的，不应该忘记公益事业。归根结底，关键还在于做人做世的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因为它是人间社会的准则、伦理，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支柱。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郑玉玺的另一个身份：中国易学年会暨国际子贡儒商文化节组委会秘书长。在他看来，当今国际经济商务中最缺失的，不是发达的科技和密集的信息，而是缺少“子贡”式的儒商经济，缺少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儒商”商道。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

“当前，儒商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传统儒商和国际儒商，广义上说，它是指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素养兼收世界先进思想且能知行合一，诚信义和，造福人类的企业家、商人。”郑玉玺介绍说，“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儒商”有较高文化素养，自强不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企业文化、经典家教及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文商并举，以义取利、实业利生，造福社会；“国际儒商”除了具备以上之品格外，还能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升华自我，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造福人类，兼济天下的宽广心怀和崇高精神，实现修身、齐家、治商利国、福泽众生，和平天下之宏愿。

“关于国际儒商这一点，在我们的华侨华人、爱国华商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哪一次的国家危难，大事要事，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行动？他们心系中华，义无反顾，有的甚至是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其根在哪？在于与生俱来的伟大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在于血浓于水、一脉相承的骨肉亲情。”郑玉玺满怀深情地说。

大到国家层面，文化之于经济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华民族一向奉承儒文化，和文化，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就更显得其力量的不可估量，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要比硬实力更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原则是，不争取领导，更不争取霸权，而是寻求战略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中国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地发展。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决不称霸，永不当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世界历史是进化着的，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崛起进程中，中国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势，以迂为直，又要勇于承担责任，待时而动。国家兴衰的谜底，也许就藏在特定的国家变与不变的世界整体趋势下不懈努力和积累、顺势而为的大智大慧之中。而这些，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厚重文化酣畅淋漓的体现？

采访结束之时，郑玉玺向记者诵读了《大国崛起》一书中的这样一段文字：当初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是如此精炼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于那个时候了，但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创新，持更宽阔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国的未来和对世界的贡献都将不可限量。